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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收税这件事情,姜星火非常上心。
土地税自不必说,就算是以浙江为试点开始建设的商道,也需要税卒卫进行维护,与此同时,皇权下乡必然会面临非常多的问题,而且因为现在国内的商贸网络刚刚开始建设,税收必须从头抓起,所以更得投入关注。
而海洋贸易则稍微好点。
现在海洋贸易的税收,因为审法寺已经修改了海禁的天宪条文,所以,洪武时代严格的海禁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,关税呈现出逐步恢复增长的态势。
赵羾负责的市舶司,基于现有的宁波、泉州、广州三个市舶司,开始逐步整顿和培训官吏,建立完整的缉私舰队,而这,都需要大量的人手。
现有的人手,肯定是不够的。
而姜星火手里最主要的人才来源,就是从国子监的高级学堂“率性堂”中毕业的监生,这些人都是从小到大读书,又有一部分临毕业时观政耳濡目染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能力。
但这些人却并不能完全地补充到空缺的大量岗位中,因为这些监生,都是奔着当官,尤其是当京官去的,这样的人才不算太少但却非常重要,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,想要放到外地使用并不容易。
为此,姜星火大刀阔斧地提出了改革建议。
嗯,还是用的老朱的名义。
提到这里,要简单说一下老朱对科举的态度,突出一个反复无常。
在吴王时期,老朱就下诏筹备开科举,并且放了狠话,“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,非科举者毋得与官”,瞧瞧,不考科举不让人当官。
但打脸很快就来了,洪武六年的时候,老朱就发现了,科举招来的这帮人,笔杆子可以,真办事还真就不行,所以说了“既而谓所取多后生少年,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,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,而罢科举不用”,又把科举给暂时罢黜了。
但是不用科举用什么呢?光靠国子监,肯定是不行的,大明的国土太大了,总得给其他远离首都地区的读书人一条出路吧。
而且,胡惟庸案和空印案相继发生,官员空缺的实在是厉害。
于是,老朱在洪武十五年又下令恢复科举制度,京师及各布政使司三年一次举行乡试,被录取者为举人,翌年会试于京师,被录取者为进士,中了进士马上就能当官。
这种情况,一直持续到现在。
但正所谓千军万马挤独木桥,进士是通天坦途,举人想做官却困难的多得多。
显而易见的是,这种以考试来确定前途的人事制度,虽然形式公平,但存在着实际效率低的事实,不利于发掘人才潜质,调动落榜人才的积极性,很多科举名次很高的才子,仕途爬的很高,但却极度缺乏治国理政的能力。
这种能力的缺乏,或许可以通过大明行政学校的轮训和针对性培训,来部分弥补,但制度性的缺憾,显然是无法完全弥补的。
而眼下,又确实缺进士和国子监监生都不愿意去从事的地方基层官员位置,那怎么办?
小吏晋升成官员,是想都别想了,现在的阻力不是一般的大,那就只能空着?
可虽然空着,总不能学带清卖官鬻爵吧?
姜星火给的办法,就是增加举人做官的机会,开放新的上升通道。
“国家之用人,皆欲其砥砺名节,建立事功,以共成盛世,非徒以一日之短长,遂为终身定例,而故有所抑滞于其间也。今布列中外,自州县正官而上,大较皆科目之人。而科目分数,进士居其三,举人居其七,所谓进士举人者,亦惟假此为纲罗之具,以观其它日之何如,,其系举人出身者,则众甚薄之。
进士未必皆贤,举人未必皆不贤,至于升迁,则进士治绩之最下者,犹胜于举人治绩之最上者也,即幸有一二与进士同升,然要其后日则进士之俸少而升官又高,举人之俸多而升官又劣也,若夫京堂之选,则惟进士得之,而举人不复有矣。其偏如此,遂使进士气常盈,举人气常怯。盈者日骄,每袭取而寡实;怯者日沮,率隳堕而恬汗。
臣以为欲兴治道,宜破拘挛之说,以开功名之路,凡举人就选者初只以资格授官,授官之后则惟考其政绩,而不必问其出身,进士而优则先之,苟未必优即后以举人无妨也;举人而劣则后之,苟未必劣即先以进士无妨也。
吏部自行体访,但系贤能,一例升取,不得复有所低昂。夫举人与进士并用,则进士不敢独骄而善政必多;进士不敢独骄,则举人皆益自効,而善政亦必多;善政多则民安,民安则国可富,而教化可行。
永乐盛世,可庶几望也。”
姜星火的奏疏写的相当有水平,先陈述问题现状,然后陈述自己改革制度的理由,再讲具体方法,最后展望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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