迪斯特尔维格于1808至1811年在赫尔本和图宾根大学接受教育,随后开始从事教学工作。
最初,他在曼海姆和沃尔姆斯担任教师约两年,之后移居法兰克福的模范学校,后来成为埃尔伯费尔德拉丁学校的校长。
1820年,他被任命为默尔斯新建教师研修班的主任,并实践了佩斯塔洛齐的教育方法。
1832年,他被召至柏林,担任新成立的国家学校研修班的主任。
在此期间,他强烈支持非宗派的宗教教学。1846年,他创立了位于潘科的佩斯塔洛齐教育机构,并成立了佩斯塔洛齐协会,支持教师遗孀和孤儿。
由于与当局在高等教育的某些方面意见不合,他与当局发生了持续的冲突,并于1847年辞去了研修班的职务。
1850年,他获得了政府养老金,并通过期刊继续积极推动其教育理念。1858年,他当选为柏林市的议会成员,投身于自由派反对派。
迪斯特尔维格认为批判性思维和责任感是教学中至关重要的,且在教育改革中致力于改善社会、经济和道德层面的教育。
他在其重要着作《教育的愿望与责任》中,提出了基于“生存斗争的基本原则”的教育理念,认为在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中存在多个“对立面”,这些对立面最终可归结为“权威与自由、天主教与新教”的选择。
在教育改革的努力中,迪斯特尔维格希望消除政治和宗教对教学的干预,倡导更多社会因素的介入。
他主张教育应普及,认为“首先要教育人,而不是关注他们的职业或阶层,因为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,都应当被教育成具有完整人性的个体”;
他还认为,通过教育可以帮助贫困者。他主张教师的专业化,并为学校的相对自主性而斗争。
同时,他通过《莱茵报》等期刊对当时的教师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……
在华夏大朝一场奢华的宴席上,殿内灯火通明,锦袍华服的贵族们倚靠在玉石案几旁,三五成群地窃窃私语。
今日,皇帝虾球特意命人设了“天幕”,在绵延数尺的玉屏上展示一位异域之士的生平。此人,名叫迪斯特尔维格,被称为“教师的教师”。
天幕之上,光影流转,首先浮现的是一所简陋的学堂,一位青年正在讲授,神情专注。
“哼!不过是个乡村教书匠,居然敢大谈改革!”一位身着朱红蟒袍的公子冷笑道,“若在我朝,怕是只配给我家子弟教教礼仪。”
“呵呵!你且别小看,”一位髯须略白的王爷插话道,“此人倒有些本事,听说年轻时在法兰克一带颇有名声。稍后又被召到京师任职,竟为那国一时风头人物。”
公子们互相瞟了几眼,面上略显不屑。此时,天幕上,画面转到迪斯特尔维格担任教育机构主事一职。
他正站在讲坛之上,对一众青年学子进行讲学。他的言辞激昂,似在引导学生抛弃旧学,追求新知。
“非议旧学?居然要教学生反思,挑战圣贤经典?”一位贵妇皱眉道,“难道不怕惹怒学宫吗?”
“听闻他倒颇有胆量,”一旁的皇亲李侯微微一笑,带着几分揶揄,“那国的宗教教义根深蒂固,此人竟还倡导非宗派教学,连圣人经义都不让学生照本宣科,意图解脱宗教束缚。呵,简直放肆。”
众人闻言,交头接耳议论纷纷。片刻之后,天幕上忽然转为一组贫苦学子的画面,孩子们赤着脚,正从迪斯特尔维格手中接过书册和文具。
“哦?原来他竟关心起寒门子弟的教育了?”一位贵妇讶异道,“说什么,‘先育其人,再育其才’,又说‘贫寒亦当受教’……倒是装出一副慈悲模样。”
“听说他还资助学堂的孤寡教师遗眷,”另一位青衫贵人轻笑道,“他虽人称‘教师的教师’,可也因此激怒了朝中重臣,甚至被迫辞官。”
贵族们摇头嗤笑,有人叹息,有人嗤之以鼻,言辞中带着几分轻蔑。
就在这时,虾球皇帝缓缓抬手,众人顿时噤声,目光齐聚于他。
“诸卿所言甚是,”虾球皇帝淡淡说道,“然此人异国而生,敢言所志、无惧朝堂,虽不及我朝礼义,却有其胆魄。我观他一生,虽偏激却不乏心系苍生。如此异才,于那国实为一脉清流。”
皇帝略微一顿,神色肃然,“凡事讲求均衡,既要礼制,又要民生安定。此人虽身不在我朝,却亦可警示我等。尔等当自省其道。”
殿中顿时鸦雀无声,贵族们各自低头,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。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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